2017年年底，经过长期病痛煎熬的“中国激光陀螺之父”高伯龙院士与世长辞，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高伯龙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者，还是一位伟大的科研工作者。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默默奉献了43年的青春，把中国的“激光陀螺”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前沿。在那个西方国家层层封锁的年代，他始终保持着不屈的斗志，面对困境，带着“外国有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的信念，突破重重难关，最终为中国的激光技术超越美国铺平了道路。凭借他卓越的贡献，中国的导弹实现了真正的“指哪打哪”，他也成为大国重器背后的“点睛之人”。
今天，我们回顾高伯龙院士如何从一无所有的艰难环境中走到激光陀螺研究的前沿，他如何顶住外界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就了自己的辉煌一生。
上世纪60年代初，激光陀螺的研究最早由美国突破，并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紧接着，他们便加快了激光陀螺仪的研发进程。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导航领域，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中国当时也早早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研发。然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着国家整体实力较弱的现实。尽管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但依旧面临西方国家的威胁。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我们必须掌握尖端技术，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现实很残酷，当时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巨大，科研领域中不少技术依然是空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激光陀螺技术封锁，使得我们的研究步履艰难。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科学家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哪怕是失败100次，也要继续努力。
正当大家感到希望渺茫时，1971年，局势终于迎来了转机。国防科技大学收到了两张由钱学森教授亲手递交的纸条，纸条上简要介绍了激光陀螺的原理和光路图。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尽管这些内容简略，却是当时所有可得的资料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然而，依靠这些简陋的资料，研制出激光陀螺的难度可想而知。
研究陷入了困境，进展缓慢。五年后的1975年，随着一个人的加入，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这位关键人物带领研究团队突破重重技术难关，二十年后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属于中国的激光陀螺。此时，中国成为了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发激光陀螺的国家。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研发出的激光陀螺在技术上领先于其他国家。其他三国当时使用的是二频陀螺仪，而我们研发的却是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这一突破令我们当时的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
这位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激光陀螺的人，正是高伯龙，他是那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堪称大国重器的“点睛之人”。
高伯龙，1928年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他表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这或许与他成长在一个注重学术的家庭环境中密切相关。他从小对学习充满兴趣，常常超越同龄人，显示出极高的智力。尽管因父亲工作原因，他不得不辗转于各地就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进展，反而培养了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每次转学时，他总能轻松跟上学业，迅速被老师们认可。
高伯龙在10岁半时便顺利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课程，令人惊叹。由于年纪尚小，父亲决定让他在家自修两年，再继续上学。自修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科学家传记和科普书籍，这也为他日后的科学梦想埋下了种子。高中阶段，他考入南宁汉民中学，展现出出色的理科天赋，特别是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几乎每次考试都能取得满分，深受师生的赞誉。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高伯龙并没有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学业上。年仅16岁时，日军侵入广西，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然而，进入军队后，他见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未能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想，但这段经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高伯龙返回学校继续深造，并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上海中学进一步接受数理方面的系统教育。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积极向当时国内一流学者请教，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
四年后，高伯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进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科研事业百废待兴，他终于有机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科院的工作并非简单的科研任务，高伯龙始终怀揣着为国科研、科技报国的理想，默默无闻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1954年，他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调，担任物理教学工作。尽管教学工作繁重，但他从未放弃过科研，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探索精神。两年后，他报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此之后，他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拒绝了许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决定将一生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
1970年，由于全国高校院系的大调整，高伯龙全家迁至长沙，开始了新的工作环境。1971年，钱学森教授将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和光路图交给了国防科技大学，这成为激光陀螺研究的重要资料。然而，面对外界的封锁和困难，研究一度陷入停滞。直到1975年，高伯龙才被调入负责激光研究的教研室，这才为激光陀螺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毅然放弃了长时间专注的理论物理研究，转向应用物理领域，带领团队开始艰难的激光陀螺研发之路。在“无实物、无图纸”的情况下，他鼓励团队要坚持自力更生，直言“外国有的我们也能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