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可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这是因为：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非洲文明，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物质世界当中，使得它们的文明多少都“接地气”。
西方文明自不必说，公元前6世纪就萌芽了自然万物由原子组成的物质概念，取代了传统天神后代的臆想，并且1600年后形成了真理教予实践评判的观念，催生了科学的起源；
非洲文明虽然很长时间未成体系，但相比于东方文明，其被脑海中的世界所迷惑的可能性不大，长时间沉浸式幻想未能成形。由于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人们靠天吃饭、靠自然而活，因此对物质的体验较东方更为深刻。
东方文明由于长时间的“僧多粥少”，以及外部环境的恶劣（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面对缺吃少穿的现实窘境，古之圣贤往往主张“画大饼”的方式予以解决。
典型的如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纵然生活起居蜕变成了山顶洞人，也要将阴冷潮湿、瘴气遍布的石洞想象成“阳明小洞天”，幻想成自己已然成为了超脱世俗之外的圣洁神仙，再俯瞰这个污秽的大地，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灵魂拷问。
这种逃避现实、沉湎于想象世界的做法有利有弊，利在于中华民族虽然生存环境险恶，却经受住了残酷现实的考验，铸就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而弊端也很明显：身在物质世界却不与之交流，社会岂能进步分毫？
为何中华文明会坠入无尽的想象空间当中呢？这不得不提站在历史前台，主导中华文明走向的“圣贤”群体。
中华文明由“圣贤”主导，圣贤专注治人
中华文明起源于上古时期，彼时尚处于新石器时期，哺乳动物都异常巨大。对于身材矮小、生产力低下的中华始祖而言，没有抱团形成合力更具有说服力了。故而，自此之后，群体性成为了中华文明毋庸多言、也无法摘除的标签。
那么如何发挥合力呢？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中华民族就在不断团结过程中认知到了君主对团队巨大的引领，于是中华圣贤们便将中华文明的命题聚焦于单一渠道：如何为君？如何治国？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容易就将“治国”与“治人”画等号。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口号被中华圣贤喊了出来，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孝悌忠顺之行立，然后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也成为了中华圣贤脱口为人之理想。
当然认为“孝悌忠顺”是治人途径只不过是儒家一家之言，法家代表就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君主想要治人成功，不是从民入手，而应从君主本身入手。作为君主，应该与普通民众之间拉开距离，形成势差，方能凸显君主的至高无上。
考虑到权臣、重臣因为自身能力素质的缘故，很有可能不会与君主势差明显，因此做君主的就要学会用“术”，说白了还是治人。当然相比于智商堪忧的民众（法家一直看不起民众），治官吏尤为重要，为此法家提出了很多腹黑措施，比如玩神秘，密切监视，手握刑罚大权等等。
姚崇临死设计匡张说：五步一人精，十步一陷阱，社会岂能进步？
这些圣贤主导的中华文明，专注于治人的结局为何呢？从现实角度来看，并没有达到孔子所言的人人讲礼仪、讲文明、懂礼貌的文明之邦，更没有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视财物如粪土的圣洁之地。
站在法家圣贤角度，劝诫君王得“势”用“术”、普及法度，中华大地也没有到达人人守法、按部就班的大治模样，反倒是徇私枉法、杀人揽权之事比比皆是。
不仅如此，在圣贤主导的中华文明引领下，智商超群、不安分守己的野心家们一个个化成了人精，依仗儒家树立的道德人设和法家腹黑的权谋，为了打击政敌搞出了一个个陷阱，使得中华文明未能进步分毫。
如盛唐时期的姚崇，与政敌张说素来不合，二人也是在朝野中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好在姚崇深谙中华圣贤之道，对人心的揣测达到了滴水不漏、炉火纯青之地步，张说暂且落败。
不过很快机会来了，姚崇由于长期疑神疑鬼，一个安稳觉都睡不了，导致身体不佳。临死前他拉过儿子，告诉他他们家很快就会面临灭门。但如果按照他说得去做，可保家庭平安，儿子赶忙记下了。
果然待张说过来吊唁之时，姚崇儿子赶忙将父亲珍藏的字画拿了出来说是要献给张说。张说贪财本性被姚崇掌握得不差分毫，立马欣然笑纳。姚崇儿子趁机让张说帮忙写篇墓志铭，张说也欣然同意。
待张说走后，姚崇儿子立马将写好的墓志铭上报给了唐玄宗，请求为姚崇立碑。痛失宰相的唐玄宗也立马同意，很快就以皇帝的名义立了碑，姚崇这一生的丰功伟绩算是盖了官印，雷打不动了。
等到张说缓过神来，才大呼上当，想要扳倒姚崇子孙，彻底无望了。不过经此一役，姚崇子孙唯有学习张良和范蠡，赶紧退隐山林，才是王道啊。
过程虽然精彩，都会发现其实很没意思：花了大把精力不过是为了算计别人，兜兜转转了半辈子，又回到了归隐山林做野人的起点，这社会如何进步？五步一人精，十步一陷阱，谁还敢敢动分毫，动都不敢动，社会岂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