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设置16周岁“数字年龄”线
【建议设置16周岁“数字年龄”线】“表面看，是未成年人自控力弱、家长监管不力，深层次看，则是商业平台以流量最大化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本宏的一份提案引发热议：将16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教授双少敏也提出类似建议，主张通过立法明确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数字成年年龄”，这个新鲜词汇迅速冲上热搜。
于本宏在提案中直言，单纯依赖家庭监督未成年人自律，已难以应对平台算法驱动下的系统性风险。他建议研究制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性管理规定，明确将十六周岁设定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要求平台运营者对新增用户实行强制性年龄核验，对存量用户逐步完成排查清理。
双少敏代表的思考同样深入。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手机和网络的『社交媒体』已成为未成年人使用频率最高、影响最深的网络服务形态之一，但算法运行机制客观上并没有以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为前提进行设计。未成年人沉迷手机可能造成焦虑、抑郁、注意力受损等问题，“相关风险具有普遍性、持续性和结构性特征，已超出个体、家庭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
为什么是16岁？这个数字并非凭空而来。
双少敏代表解释，将需要监护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年龄门槛提高至16周岁，使之与我国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劳动权利及更高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更相匹配，能够实现对未成年人更广泛的保护。现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明确规定，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注册直播服务，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有监护人同意方可从事主播工作。这一制度逻辑，为『社交媒体』年龄门槛提供了可参照的立法先例。
双少敏进一步建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章“网络保护”进行补充完善，设定『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条款，明确“『社交媒体』服务”的法律定义，设立平台年龄核验与风险阻断义务条款。她特别强调，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履行年龄识别和阻断义务，不得仅以用户自主声明作为认定依据。
于本宏的建议更为系统。除年龄核验外，他还提出明确平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包括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禁止夜间时段推送消息、限制私信与直播功能、设置连续使用时长提醒与强制中断机制。同时，建议开发公益性、无算法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平台，由国家教育部门牵头，依托现有教育网络资源，建设集学习、社交、娱乐于一体的“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内置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内容资源，不设商业推送算法，不投放个性化广告。
监护人的法定监督责任也被纳入建议框架。于本宏提出，要求平台对十六岁以下账户开通监护人关联功能，监护人可通过绑定账号了解子女使用时长、接收异常登录提醒、设置禁用时段等。同时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和家长学校培训内容，引导家庭科学管理子女上网行为。
这一建议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现实数据。《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增长至97.3%，总体处于基本饱和状态。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在两会前对媒体描述了一个再常见不过的场景：深夜做功课的孩子手指不自觉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屏幕那头是同学们分享的短视频、聊不完的消息，屏幕这头是孩子们难以自控的注意力。
双少敏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尽管现行制度通过“未成年人模式”等方式对时长和内容作出一定限制，但整体保护模式仍以使用后的监管为主，缺乏对未成年人是否适合进入高风险『社交媒体』环境的前端准入防控。与网络游戏实行的强制实名、严格时间限制相比，『社交媒体』领域的监管多依赖原则性规范与平台自律，刚性约束不足。这使得『社交媒体』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风险高度集中、但制度约束相对薄弱的领域。
建议一出，舆论迅速分化。
支持者以澳大利亚等国禁令为参照。据今日霍州报道，澳大利亚《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已于2025年12月实施，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支持者认为，这是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必要举措。
反对者则指出禁令存在权利剥夺隐患和执行漏洞。有评论文章直言，一刀切禁令“实则是网络治理能力不足的无奈之举”。未成年人可以通过借用成人账号、伪造身份信息轻松绕过年龄核验，禁令反而会将青少年的社交需求推向加密聊天群组、匿名论坛等无监管地带，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教育、社交、公共服务等核心领域已深度『数字化』，禁止使用社媒等同于切断了未成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通道。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袁治杰提出了更平衡的视角。他认为，保护未成年人，绝非将其隔绝于数字世界之外，恰恰相反，应该“重保护又赋能”。面向未来，要更好地规范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需要超越简单的“堵”与“放”，转向营造培育数字时代合格公民的系统性生态。他建议推进精准化监管，压实平台主动识别与干预的义务，推动平台利用行为分析、内容关联等技术手段建立更有效的未成年人用户识别模型。同时深化网络素养教育，帮助未成年人理解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网络霸凌等概念，培养其对热点事件、AI生成内容的质疑、求证与反思能力。
中国甘肃网的一篇评论文章则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与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早已构建起兼顾发展与保护的未成年人网络治理体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网络素养促进、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等要求；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已实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三方联动；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分类办法》正在将精细管控推向新高度。“社媒并非洪水猛兽，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从来不是把孩子关在数字世界的门外，而是为他们推开一扇安全的门。”
从16岁“数字成年年龄”的提出，到“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的构想，再到监护人关联功能的设置——这套建议的背后，是对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在算法驱动、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之间，社会应当如何划定那道保护线？
双少敏代表强调，通过修法设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制度，是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转变的关键举措。这一制度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也与国际立法趋势相衔接，并充分考虑我国未成年人规模大、平台集中度高的现实国情，有利于从源头降低未成年人暴露于高风险『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整体概率。
于本宏委员的追问更直接：当未成年人深夜刷屏时，是自控力的问题，还是算法在有意为之？当低俗热梗在校园泛滥，是个体选择的问题，还是平台推送的逻辑？当网络欺凌、隔空猥亵时有发生，是家长监管的问题，还是前端准入的缺失？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16岁数字成年年龄”的提出，至少让社会开始认真思考：在拥抱数字时代的同时，如何让未成年人既不被隔绝，也不被吞噬。毕竟，真正的保护，不是把孩子关在门外，而是为他们推开一扇安全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