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保障水平偏低，区域差异显著。张学武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通过交公粮、出工投劳等方式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提升农民养老金不仅有助于保障亿万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中国农民的保障水平偏低，中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虽然经过了多次上调，但到2025年也只有143元/月/人；全国城乡居民的月均养老金仅为287元，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月均3498元的待遇水平。多数农业大省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维持在每月100—150元，仅能覆盖基本粮油支出，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区域失衡严重也是一个问题。东西部地区基础养老金标准差距达6.2倍，上海基础养老金每月高达1555元，而甘肃仅为249元，区域养老保障能力差异显著。此外，资金供给可持续性不足，2023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实际收益率为3.1%，低于历史均值，云南、黑龙江等省份已出现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如德国将农民纳入统一养老保险体系，按“农业经营者”与“农业从业者”分类设定缴费标准及待遇水平，从事农业生产满15年的农民退休后待遇不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60%。德国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资金供给采取养老保险税和国企利润划转双重支撑的方式。韩国对农村老人实施基础养老金制度，为符合收入标准的65岁以上农村群体发放每月3000—5000元的养老金，资金主要来源于烟草税、遗产税等专项税收及国有资本收益。同时，韩国对80岁以上高龄、独居农民额外加发20%—50%补贴。
张学武建议，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国际经验，通过国资收益合理偿还农民的历史贡献，并以专项税拓宽稳定资金来源，分阶段提升与精细化调节兼顾政策可行性与社会公平性。具体计划包括：2026—2027年，将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农民群体）统一提高至每月400元，中央财政承担80%的新增支出；2028—2029年，提升至每月700元，实行中央与地方6:4的支出分担机制，鼓励东部省份自主上浮至每月800元，地方新增支出从专项税中列支；2030年，实现农民月均养老金1000元的目标，对经济薄弱省份维持中央70%的补助比例。
推行全国统一高龄补贴，对75岁以下农村老人每月加发50元，85岁以上每月加发150元，补贴资金从专项税中列支，精准保障高龄农村老人生活。在资金筹措方面，明确划转标准与时间节点，2026年底前对能源、金融、烟草等领域未足额划转国有股权的国有企业，按7%比例追加划转至社保基金，预计新增划转国有资本规模达6万亿元；2027年起，新增国有企业按8%比例同步划转国有股权，年均可新增收益270亿元，定向用于农民养老金提升。建立优先划转制度，明确国有企业年度分红收益中不低于30%定向注入农村养老基金，对年度分红超500亿元的中央企业，超额部分按50%划转，2026年开展试点，2028年全面推开。强化风险管控，设定7%的基金目标收益线，收益率低于目标时由中央财政托底补足3%的最低收益，高于目标时提取20%建立风险准备金，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实行市场化运营。
从2026年起，全国统一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5%、从烟草税中划拨20%作为农村养老专项税源；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按营业收入征收1%的临时性养老补充税（有效期五年）。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超40%的省份，中央财政补足其专项税缺口的50%。财政部设立“全国农村养老专项账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税收入100%用于农民基础养老金提升，严禁截留、挪用资金。每两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评估税源稳定性，2028年起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生态补偿收入的10%纳入专项税范围，匹配养老金逐步提升的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