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金的提升需要告别微调，迎来一次真正“里程碑”式的跨越。近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提案。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指出，当前农村老年人口超1.3亿，养老金仅约每月200-300元，远低于城镇居民。他建议分阶段提升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短期目标，在2026年前提升至300元/月；中期目标，在2030年前提升至500元/月；长期目标，在2035年前提升至800元/月，以缩小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增强农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这份关于农村养老金提升“三步走”的建议再次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近年来，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议题在经历了多年的呼吁与酝酿后，在政策和社会共识层面其实已无太大争议。关键问题已从“要不要涨”，升级为到底涨多少、怎么涨、能不能涨得再快一些。卢庆国的建议就是一个很有参考性的呼吁。
继续提高农民养老金，政策层面已有不少铺垫。如“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此外，去年底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也透露，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些政策导向和高层声音为农民养老金的继续提高释放了鲜明的积极信号。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提到，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而言，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渠道莫过于养老金的提升。这种提升不像产业扶持需要周期，也不像技能培训受限于年龄，恰恰是一种能够精准触达、即时生效的收入转移支付，是让农村老人能更有效分享发展成果最公平、最直接的路径。
当前社会讨论的焦点已经从提高的“必要性”转向了“充分性”。无论是卢庆国建议的300元、500元、800元“三步走”，还是有代表提出的“从2026年到2030年，逐步将中国农民的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月均1000元的水平”，乃至更广泛舆论期待的尽快与低保标准看齐，都指向同一个诉求，即提高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步子是否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之所以需要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源于一种无法回避的制度公平压力。根据相关统计，加上地方财政补贴，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待遇约为246元。而同期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水平则在3000元以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达6000元以上。这意味着获取主体为农民的城乡居民养老金与职工养老金之间存在着十余倍的鸿沟。
即便每年保持相同的上调比例，城乡居民与职工之间的绝对待遇差距实际上仍在扩大，由此可能形成新的“剪刀差”，在制度层面持续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老年生活质量差距。当一部分人的退休金足以支撑休闲旅游时，另一部分人却仍在为每月多买几斤肉、几盒药而精打细算，这种差距不仅是数字上的问题，更关乎国民基本尊严。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也使得提高农民养老金具有紧迫性。当前，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远超城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3.81%，远高于城市的15.82%。可以说，农村是养老问题的“主战场”，也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养老体系尚在建设的过渡期，一份有分量的养老金就是农村老人最坚实的“安全网”。
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也有着多重的社会外部价值。首先，有助于与不断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减负”合力。毕竟，养老负担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当年轻一代看到父母能够依靠一份体面的养老金安度晚年时，他们也能为养育下一代腾挪出更多的心理和财务空间。其次，加快补上农民养老金这块民生最突出的短板，也有利于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打开新空间。
鉴于收入的绝对值较低，农村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明显，他们一旦手头宽裕，无论是改善伙食和生活质量，还是加大对孙辈的“隔代养育”投入，都将直接转化为最实在的购买力，为挖掘内需潜力带来新的可能性。
如果大幅度提标，钱从哪来？这自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综合专家的建言献策，这方面的路径可能远比想象中更多。比如，前不久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的一个建议引发热议：利用取消或减少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的退税款，来定向补贴农村养老金。他算过一笔账：当前全国出口退税总额达2万亿规模，若能将其中的一半转移支付给农村养老，全国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即可实现翻番式增长。
除此之外，一些建议案中还提到了其他可靠的资金来源。如土地收益反哺制度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出让金收益理应更大比例地反哺农民养老，完全可考虑提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注入养老专项基金。此外，国资划转常态化。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利润可更大比例划拨社保基金，特别是定向补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这次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具体建议，可明确国有企业年度分红收益中不低于30%定向注入农村养老基金，对年度分红超500亿元的中央企业，超额部分按50%划转，2026年开展试点，2028年全面推开。
还有声音指出，需要建立清晰的目标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给社会树立稳定预期。像此次建议所提出的，可以确立多步走的量化目标，如到2030年实现全国农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800-1000元。同时，建立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CPI“双挂钩”的常态化调整机制，确保养老金的购买力不缩水。
在很大程度上说，给农民涨养老金既是道义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新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习惯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这些“投资于物”的举措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基础。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提升人力资本、健全社会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转变中，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都是“投资于人”的具体体现。如果说育儿补贴是投资“未来”，那么提高农民养老金就是回馈“过去”和保障“现在”。这是对那些曾交了几十年公粮、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默默奉献了一生的数亿农民的历史欠账的弥补，更是为正在到来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提前加固底座。
因此，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农民养老金的提升当告别微调，迎来一次真正“里程碑”式的跨越。这不仅是为农民增收，更是为整个国家的未来，强化新的信心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