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志强和女儿常小梅在家祭中向当年遇难的亲人献花。父亲总是独自拎着包出门，家人很少会问他的去向，即便问了，他也不愿意说。随着年纪变大，这样的外出让家人感到不安。90多岁时，他曾晕倒在路边，好心人报警。后来，小女儿常小梅知道，父亲总是去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那里，他可以回到9岁或许更早的时候，那时他还有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姐姐，他还不是孤儿，也还不叫常志强。
在常小梅的童年回忆里，父女很少聊天，并不亲近。孩子喜欢热闹、快乐，而父亲很少会笑。父亲在工厂里管理设备，回家时间不固定，总会比一般人更晚。记忆中，饭桌上时而不见父亲，多是母亲为他单独备好了饭菜。回到家，父亲也常待在卧室里，趴在图板上，画工厂里的机械图。不管孩子多小，父亲也总把他们当成大人。家里有四个孩子，每到星期天，父亲就给孩子们安排家务劳动，都得干活，干完了才能一家子去公园玩。放假时，父亲又常带回来书，高尔基的书、普希金的诗、雷锋的故事……过一阵子，他会问问孩子们的阅读情况。
有一天，不爱笑的父亲尤为消沉，回了家，饭也没有吃，径直回到房间躺下。母亲说，是工厂里办了活动，父亲讲了他家人被杀害的事。这件事在家里是个禁忌。父母下班比学校放学晚，常小梅从小就独自从学校回家，不用人接送。暴雨天，别的孩子都有老人送伞，她冒着雨抱着书包跑回家。她哭着问母亲，为什么自己没有爷爷、奶奶。母亲说，爷爷、奶奶被日本兵杀了，“你爸爸回家后，不要提起这件事，不要让你爸爸伤心”。
父亲退休前几年，常小梅结婚离开了父母家，周末才回家，父女交流就更少了。她结婚前一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她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次参观，她记得纪念馆内有个“万人坑”，有些骷髅白骨，“挺阴森的，比较害怕”。对于爷爷、奶奶，她仍只知道是“被日本兵杀了”，不知道这件事有关南京大屠杀。她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契机，她得知父亲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猜测应该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她依然没有问父亲，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很早就说过，不要提这件事。”
2014年，父亲主动向家人们提起，南京大屠杀有了国家公祭，让更多人能了解南京大屠杀。在他心里，这是给死难者最大的慰藉。张玉彪耗费十年时间，绘制了南京大屠杀系列作品。作品始于2007年，他接触的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就是常志强。10年后，女儿常小梅才知道这件事。她陪同父亲参加读书会，张玉彪却不知她是谁，“之前我父亲所有的（活动）都是一个人，人家不认识我。”
父亲的家中常有人来拜访。2014年，来访者中有一名日本人，名为松冈环。松冈环向常小梅提起，次日有幸存者联谊会，也邀请她陪同父亲。联谊会在饭店，刚出电梯门，记者围了上来。在此之前她从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想过会有记者。她要往后退，父亲转过身抓住了她的手，望着她说：“你不要走啊。”她想，父亲老了。此后活动中，父亲身边多了她。这一年，常小梅54岁，父亲86岁。
终于有一次，常小梅陪同父亲去往纪念馆，他带她去看了新的雕塑。父亲的声音有些低，话依然很少。面前的雕塑叫《最后一滴奶》，一名女性♀️倒在血泊中，一个幼童仍在吮吸乳汁。他说：“这是你奶奶，这是你小叔叔。”旁边，还有一个摔坐在地、张着嘴哭泣的儿童，他说：“坐在这边哭的是我，9岁。”两人沉默了。常小梅忍住泪水，她什么也没问，雕像已经说明了一切。接着，父亲又带她去了“哭墙”，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常小梅问：“这个墙上是有我们家亲人吗？”他说是的，指着挨在一起的名字，“这是你爷爷，你奶奶，我的弟弟。”不过这些名字的姓氏都是戴，奶奶沿旧俗也被记作戴张氏。
在纪录片《南京》的电影活动中，导演、父亲都上台讲话，期间放映了一小段父亲在电影中的片段。这部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剪辑奖，2007年曾在中国上映，也被认为帮助西方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引起大洋彼岸轰动。作为女儿，常小梅和其他人一样，是通过屏幕才看到父亲讲起他的记忆。
在电影里，父亲出现的画面，会标注“常志强”和“1937年时9岁”，是他对着镜头说着当时自己昏倒又醒来后看到的场景。妈妈、弟弟都被刺刀捅刺，“妈妈看着我眼泪直掉，妈妈不能讲话，她看着我，嘴唇在动但是讲不出来。”他替妈妈寻找最小的弟弟，“地上全是死人，地上的血，踩得脚底都发黏了。”“我母亲刀伤还在冒血泡泡，我弟弟也不懂事，拼命在吃奶，血泡泡在动。我就赶快上去，说：‘你坚持一会儿，会好的，妈妈我给你捂着。’”“可我妈妈不能讲话，眼泪一直掉，掉着掉着，倒过去了，眼睛就不再睁开。我晓得我妈妈可能死了。”
这场屠杀中，常志强失去了他的父亲、母亲、四个弟弟。幸存的姐姐也死于几年后的细菌战，他成了孤儿。2017年，常小梅开始为父亲写书，她找出来这段内容，又仔细看了一遍。通过公开资料、向他人询问，拼凑出了父亲的过去。父亲本叫戴政民，小名大龙。多年后，为了工作，他阴差阳错使用了现在的名字常志强，没再改回原名。
父亲说，1997年他曾给纪念馆写信、提交材料，“他们不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吗？我活着，这就是见证。”2004年，他获得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纪念馆方面告诉常小梅，2005年，父亲常志强曾去往日本几个城市进行证言集会与和平交流，他每次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泪俱下。一次集会还受到了右翼势力干扰，会场外围被高分贝喇叭巡回干扰恐吓。2006年，常志强参与电影纪录片《南京》拍摄。导演后来在采访中提到，在常志强讲述的过程中，翻译哭得非常厉害，翻译之后，导演开始哭泣。他把目光投向摄影师，摄影师也在哭泣：“这是我此生听到的最为震撼的故事。”在电影里，父亲也在哭，他用一块手帕捂住了脸。
另一次拍摄中，常小梅与父亲在长干桥上休息。1937年12月12日，由于戒严，逃难的父亲一家暂住在王府园，计划次日离开。距离王府园两三公里远，日军爬上了南京城南中华门的城墙。13日，南京沦陷。在长干桥上，常小梅看着中华门的城墙，终于问了父亲。她问：“爸爸、妈妈被日军杀害后，你会每天都哭吗？”父亲说：“哭，每天都在哭。白天想到父母在世时的那种快乐、幸福，也会哭。晚上在被子里面哭。”她问：“那你在太太（奶奶）和太奶奶面前哭不哭？”他说：“不哭。”
斩钉截铁的回答，常小梅又问不下去了，她想哭。她不知道父亲怎么能在9岁就做到“不哭”。她又问起父亲如何维持生计，会不会很担心，有没有碰到过坏人。父亲讲起独自上紫金山捡松果、背柴火。老人嘱咐，山上有蛇，要小心，不要打蛇。他还会去贩米，等到下市时再买菜。她觉得自己明白了两件事。一件是，父亲为什么很少会笑。“他遭遇了那种创伤，面对生活的艰辛，他有快乐吗？这个笑从何而来呢？”另一件是，她想让父亲快乐。
她开始代替父亲参加活动，“别再让他讲了，让我来讲。”她为父亲写完了那本书，名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但给父亲看时，她跳过了那段屠杀回忆，只让他看了后半段，关于老年生活。周末，常小梅哄着父亲尝试剪纸、画画、背诗、唱歌，只要能让父亲高兴。最开始画画时，她让父亲署名，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写“常志强”。最后，他写的名字是“大龙”，他的小名。
渐渐地，父亲的记忆力开始出现差错。有时，父亲会说起自己的奶奶还活着。有时，他又像往常一样，拎着包独自出了门，又不肯用手机，让常小梅四处寻找。他往往是去两个地方，一处是纪念馆，以至于常小梅总是先打电话询问纪念馆父亲在不在。另一处是夫子庙。大屠杀发生前，爷爷在夫子庙开了个商铺，常志强考入了当时的夫子庙小学。在夫子庙内，父亲还记得，同学们集中到大礼堂，拍手唱歌。常小梅记得，父亲回忆时，“脸上是快乐的，那种孩子一样的笑、童真的东西。”
2022年，纪念馆里的幸存者照片墙上，父亲的照片熄灯，他享年94岁。常小梅心里空了：“我们曾经做过约定，他要活到100岁，我给他买一个很大的蛋糕。”这几年，作为幸存者的女儿、历史记忆传承人，她依然在传播父亲的故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今年，在一所小学，她应邀给孩子们讲课。演讲结束后，她看到有孩子有些嬉闹，突然有点难过，“心里这个坎过不去”。
流程早已结束，她又走上了讲台说，这座雕塑上、这个孩子当年和你们一样大，他曾经特别幸福。但因为战争，他目睹了自己的亲人瞬间倒下。她说着说着，自己先哭了，哽咽，泪流满面。“我想，如果没有战争，他不是和他们一样，坐在这样的地方，挺幸福的，对不对？”“讲他的苦难，我感到他的痛苦。我也会想起我的痛苦，我想起父亲总是少有笑脸。有时我会失控，它会勾起很多童年的东西，遗憾、缺失是很多的。”
在给父亲写书时，她加了这样的内容：从未见过的爷爷奶奶、很少会笑的父亲，大屠杀留下的代际创伤。“很多人不知道，这种伤害是持续的。屠杀不只是幸存者（经历的时候）受伤害，这件事就结束了。”在父亲离世后，她还是有很多想知道的事，当时他那么小，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长大，逐渐成为一位丈夫和父亲。她此前一直没有问，在记录和不让父亲难过之间，她总是选择后者。就像童年时，母亲一次次嘱咐她：“不要让你爸爸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