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锣鼓还没敲响，『社交媒体』上的“战争”早已硝烟弥漫。
当新一年春晚建组的消息传出，最先沸腾的不是观众，而是各大流量『明星』️的粉丝团。
他们熟练地冲进官方账号评论区，用整齐划一的文案推荐着自家的“正主”，仿佛春晚是一场由粉丝投票决定的拼盘演唱会。
这景象，对于许多守在电视机📺️前的老观众来说，无疑是一记闷棍。
春晚这个曾经象征着阖家团圆、凝聚着国民记忆的神圣舞台，如今似乎正在被一种全新的逻辑所占据。
它不再是艺术的殿堂，更像一个流量的秀场。
近几年的春晚，越来越像一场精心计算过的“任务”。
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歌舞节目上。
当十几个『妆容』精致、但面孔模糊的年轻演员站成一排，用流水线般的微笑唱着同一首歌时，观众的困惑达到了顶点。
这种被戏称为“排队式唱法”的表演，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平衡术。
节目组的苦心显而易见：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粉丝，每个人分到的歌词、站位都经过了精确计算。
镜头扫过，人人有份，皆大欢喜。
演员们在台上也心照不宣，眼神紧盯着彩排时脚下的那块地砖，生怕一步走错，就会在第二天引发一场关于“抢C位”的网络风暴。
2023年春晚，《上春山》节目引发的关于站位的争议，至今仍是粉丝圈津津乐道的“悬案”。
观众不禁要问，让一群演员来唱歌，是为了凑数吗？
艺术表现被稀释，舞台效果被削弱，最终只剩下了一个个漂亮的符号。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科技的滥用。当一群穿着东北大花袄的『机器人』️在台上扭动时，那种光怪陆离的场面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对观众注意力的强行掠夺。
热闹是热闹了，但留下了什么？
语言类节目，这个曾经春晚的“灵魂”，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知从何时起，小品和相声的结尾必定要“上升价值”。
前半段的笑料仿佛只是为了铺垫后半段的煽情与说教。
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总能握手言和，强行“包饺子”；职场里的勾心斗角，结尾必定变成互相理解，共同进步。
观众的脚趾在尴尬中蜷缩，却只能无奈地等待下一个节目。
更致命的是原创力的枯竭。当春晚的舞台开始频繁搬运短视频平台上的过时热梗，它就彻底放下了作为“梗的制造者”的尊严，沦为了“梗的搬运工”。
节目不再讽刺现实，不再针砭时弊，因为那些真正有力量的创作，往往伴随着风险。
于是创作者们选择了最安全的路——用网络流行语拼接成一个看似时髦却毫无新意的作品。
从轰轰烈烈的节目征集，到一次又一次的彩排路透，春晚的宣传周期越来越长，观众的期待值被吊得越来越高。
当除夕夜幕降临，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场精致、正确、却无比平庸的晚会。
那种感觉，就像憋了半天劲，最后却发现不过如此。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禁让人开始怀念那个佳作频出、大师云集的时代。
说到春晚的小品，陈佩斯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是他和朱时茂，将“小品”这一艺术形式，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推向了亿万观众瞩目的中央。
1984年一个光头，一个浓眉大眼，带来了《吃面条》。
没有实物，全靠表演。陈佩斯端着一个空碗，从一开始的狼吞虎咽，到后面的痛苦不堪，把一个演员被导演反复折腾的窘境演绎得淋漓尽致。
那种纯粹依靠肢体和表情撑起来的喜剧，是真正的表演艺术🎭️。
从此，《主角🎭️与配角》里那个不像“八路”的“叛徒”，《警察与小偷》里真假警察的身份错位，都成了几代人共同的笑声记忆。
但那个年代的辉煌，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与不可控的风险。
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是他们最后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演出途中，朱时茂的麦克风突然失灵，没有声音。
在那个直播的年代，这是足以毁掉一个节目的重大事故。
两人凭借着肌肉记忆般的默契，朱时茂靠近陈佩斯，借着他的麦克风完成了表演，观众几乎没有察觉。
但下台后，巨大的后怕让他们抱头痛哭。
据陈佩斯在后来的采访中透露，当时春晚后台的创作环境也让他感到不适。
为了防止创意被剽窃，大家吃饭时都得防着身边人。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节目组在观众席安排“职业观众”来引导笑声。
对于一个追求真实反馈的创作者来说，这无异于一种侮辱。
他无法判断观众的笑声是发自内心，还是刻意为之，这严重干扰了他的表演节奏和对作品的判断。
当创作的自由与尊严受到挑战时，离开成了必然的选择。
陈佩斯告别后，『赵本山』接过了“小品王”的接力棒。
从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开始，“白云黑土”系列开启了『赵本山』的黄金时代。
他擅长从最真实的农村生活中汲取养分，将农民的狡黠、质朴和幽默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卖拐》三部曲，将一个“大忽悠”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发了全民模仿的热潮；
《不差钱》里，他甘当绿叶，一句“我这辈子最不差的就是钱”，不仅捧红了徒弟小沈阳，也让“不差钱”成了当年的年度热词。
『赵本山』的小品，核心就是“好笑”。
但随着春晚的改革，节目被要求更具“教育意义”和“国际化视野”，这与『赵本山』的创作理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他认为，为了教育而牺牲作品的娱乐性，是本末倒置。
春晚是一场高强度的战役，从构思、排练到最终直播，几个月的时间里人就像一根绷紧的弦。
长期的高压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
2009年『赵本山』因脑溢血住院，此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当创作的快乐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当身体的警报一次次拉响，告别这个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的舞台，便成了一个无奈而理智的决定。
而另一位春晚的“钉子户”冯巩，则代表着一种温暖的陪伴。
那句“我想死你们了！”，是每年春晚最准时的约定。
它像一句家常的问候，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从早期的相声《五官争功》，到后来的系列小品，冯巩的作品始终紧贴社会热点，用幽默的方式讲述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他的表演温和而不失辛辣，总能在笑声中引人思考。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宵达旦的排练对他来说已是巨大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作为曲艺界的领军人物，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年轻人让路，把宝贵的机会留给更有活力的新生代演员。
他的转身，带着一种“事了拂衣去”的豁达和对行业未来的期许。
陈佩斯因追求创作尊严而离开，『赵本山』因理念冲突和身体原因而退场，冯巩为了传承而选择让位。
他们的告别，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是春晚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
他们离开的，是一个对原创和讽刺有着极高容忍度的时代；他们留下的，是一个对艺术有着纯粹追求的背影。
如今的春晚，灯光更炫了，舞台更大了，『明星』️更多了。
当流量的潮水席卷而来，我们告别的，或许不仅仅是几位艺术家，而是那个真诚、质朴、充满生命力的春晚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