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夏
编辑┃叙言
1945年《血红街道》上映，《电影先驱报》编辑特里・拉姆齐直接开喷。
说这片子满是病态阴暗，不知怎么绕开了布林办公室审查。
可奇怪的是，越被骂观众越买账，保守派批评家和审查员气得跳脚，普通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
这股“黑色浪潮”当年能逆势生长，至今还被Z世代追捧，里面的门道确实值得说道。
暗黑基因，从德国到好莱坞的蜕变
本来想把黑色电影归为悬疑片一类，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这片子的“黑色”基因，最早是法国评论家尼诺・弗兰克喊出来的。
1955年雷蒙德・博德和艾蒂安・肖梅顿的著作，才正式给它划定了1941到1953的范畴。
1972年保罗・施拉德的文章说得明白，这风格是德国表现主义、环球恐怖片这些元素凑到一起的结果。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影响太明显了，《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扭曲的画面，茂瑙《浮士德》的噩梦质感，直接给黑色电影定了阴暗调子。
这批风格的传递者，大多是逃离纳粹的移民导演。
1933年纳粹掌权后，弗里茨・朗、比利・怀尔德这些人陆续跑到好莱坞。
他们带着魏玛时代的冷酷感，语言不通就靠画面说话。
灯光怎么打，镜头怎么移，场景怎么搭，都藏着流亡的焦虑。
1940年《三楼的陌生人》被视作第一部真正的黑色电影。
里面的低照明摄影、倒叙手法，现在看是经典，当年却被《综艺》嘲讽“太艺术”。
搞不清当时的评论家怎么想的，明明是突破套路的创新，非要贬成“花哨无用”。
毫无疑问，这部片子的出现，就像在好莱坞明亮的叙事里投了一块黑影，从此再也抹不去了。
众矢之的，全网抵制的“危险分子”
黑色电影刚冒头，就成了众矢之的。
天主教会的“良风团”第一个发难，1946年威廉・H・穆林说这片子是“道德沦丧”，还把锅甩给战争带来的空虚。
《海斯法典》的约瑟夫・布林更是铁面无私，《邮差总按两次铃》改了又改，审查了十多年才放行。
审查员彼得・哈里森还特意强调，要限制片子对“道德沦丧者”的吸引力。
不光是道德卫士，行业内部也不待见它。
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老牌成员，把黑色电影的明暗对比、烟雾镜头贬成“艺术化的摄影机效果”。
1947年拉塞尔・麦蒂还劝同行，别搞这些超现实主义的技巧，普通观众看不懂。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挺可笑的，恰恰是这些被吐槽的元素，成了黑色电影最鲜明的标识。
更严重的是政治层面的打压，1947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调查好莱坞，黑色电影人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制片厂负责人还担心，这些片子会让海外观众觉得美国人“肮脏卑鄙”。
很显然，他们怕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片子里揭露的社会真相。
黑色电影里的宿命论、虚无感，戳破了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光鲜外壳，这才是它被贴“危险”标签的真正原因。
逆势生长，票房与时代的双向奔赴
虽然骂声不断，黑色电影的票房却一路走高。
《血红街道》《双重赔偿》《吉尔达》这些片子，在大城市尤其受欢迎。
本来以为这类阴暗题材会小众，没想到城市里的观众特别买账。
怕是上班族最有体会，片子里人物的挣扎和焦虑，刚好戳中了战后人们的心理状态。
二战结束后，好莱坞满是乐观向上的片子。
黑色电影却反其道而行之，专讲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阴暗。
如此看来，它的流行不是偶然。
战争让人们见识了太多残酷，虚假的乐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黑色电影里的真实，哪怕带着阴郁，也比空洞的美好更有力量。
这些片子里的宿命论台词，现在听来还很有味道。
《双重赔偿》里菲利斯对内夫说的“没人能退出”，道尽了身不由己的无奈。
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很多商业片不具备的。
黑色电影没有刻意美化现实，也没有强行给出光明结局，这种诚实，让它在几十年后依然能打动观众。
穿越时空，Z世代为何还爱老黑片？
放到现在，黑色电影不仅没过时，还成了Z世代的新宠。
研究黑色电影的埃迪・穆勒说它是“通向经典好莱坞的入门毒品”，这话确实没说错。
年轻人通过流媒体、电影节接触到这些老片子，被里面的蛇蝎美女、阴郁氛围吸引，进而爱上整个经典好莱坞电影。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当年很多人觉得黑色电影会昙花一现。
可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远比想象中顽强。
那些歌舞片、传记片渐渐被遗忘，黑色电影却始终被追捧。
如此看来，好的艺术作品从来不会被时代淘汰，只要它能触及人性的本质。
作为一个30岁的电影博主，我觉得黑色电影的魅力，在于它不迎合、不讨好。
它敢于展现黑暗，也敢于揭露真相。
现在的电影市场，特效越来越华丽，故事却越来越空洞。
回头看黑色电影，没有炫酷的技术，只用扎实的叙事和深刻的内核，就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毫无疑问，黑色电影的逆袭之路，是艺术对抗世俗的胜利。
它顶着审查的压力、批评的声音，坚持自己的表达。
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告诉我们，电影不只是造梦的工具，更是记录时代、反思人性的镜子。
这面镜子，不管过多少年，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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