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4分18秒的私密录音，把《繁花》的光鲜外衣撕了个粉碎。 录音里，王家卫一边听着切菜声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个月几千块，又能写剧本又能当助理，多划算。 ”这话听着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渐冻症编剧的命运。
爆料人程骏年，网名“古二”，就是那个拿着3000月薪、既要写商战戏份又要给导演煎牛排的底层编剧。 他曝光的录音里，不仅有署名权争议，还意外揭开了圈内人士的私下面貌——秦雯笑着调侃『靳东』的“诺贝尔数学奖”梗，王家卫接话吐槽陈道明“装文化人”，甚至连九十多岁的游本昌都被评价为“利用信佛立人设”。
更讽刺的是，秦雯曾在公开场合尊称陈道明为“校长”，感谢他早年提携自己进入编剧行业。
录音曝光后，《繁花》剧组火速回应，称程骏年只是“前期资料收集小组成员”，否认他担任过编剧，并指责其偷录私人对话“毫无职业道德”。 程骏年的公众号“古二新语”随即因违规被封。
但网友发现，剧组声明中承认在片尾给了程骏年“前期责任编辑”署名。 这个看似妥协的举动，反而坐实了他确实参与过事实创作。
程骏年自2019年开始筹备《繁花》剧本，为了还原90年代商战细节，他自费买书、采访退休股民，笔记写满三大本。 在剧组里，他白天研究历史金融资料，凌晨三点还要给王家卫煎牛排。
最让人心痛的是，他是一名渐冻症患者。 病情加重想请假时，得到的却是“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质问。 这种对比太鲜明了——一边是秦雯在白玉兰奖台上热泪盈眶地感谢王家卫“让我理解了上海的魂”，一边是真正的框架搭建者连署名都得不到。
业内编剧金媛媛曾因署名权纠纷将出品方告上法庭。 她描述编剧在剧组中的地位是“责任大，权力小”，甚至住宿都被安排在嘈杂的一二楼，与群演同等待遇，而导演『制片人』则住在安静的四五楼。
还有编剧提到，行业里常见的“霸王条款”包括“剧本必须改到甲方满意为止”和“项目取得播出许可证后才付尾款”。 许多人辛苦半年，最后不仅没有署名，连尾款都拿不到。
有数据显示，中国影视行业编剧署名权纠纷案件年增长15%，底层编剧平均收入比『制片人』低20倍。 相比美国编剧收入占制作成本3-5%的比例，国内仅为1-2%。
《繁花》剧组在声明中说，片尾长长的字幕是对两千余名工作人员的肯定。 但程骏年在文章里写的一句话更戳心：“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知道，爸爸写的字也值得被看见”。
录音风波曝光的不仅是署名权纠纷，更是整个行业对底层贡献的漠视。 一部讲述上海人情世故的电视剧，却在最基本的人情味上如此缺失。
秦雯私下调侃陈道明“努力把自己拗得很洋气，其实特别土”，而她自己却在公开场合一再表达对这位伯乐的尊敬。 这种表里不一让众多网友感到愤怒。
游本昌老师曾在片场认真与秦雯沟通角色，事后还感谢她把“爷叔”写得这么好。 而秦雯在录音中却抱怨老艺术家“缠着她”聊剧本，需要王家卫打电话把她“救出来”。
王家卫在艺术上的追求近乎偏执，为了一场戏能让『胡歌』拍86遍。 但这种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与对底层工作人员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程骏年的遭遇不是个例。 早在2024年1月，就有另一位编剧“爱家姐妹”透露，她的好友也为《繁花》提供过创作思路，剧本被多次否定后身心俱疲离开剧组，结果那些被否定的内容后来却被采用了。
有业内人士透露，影视行业中存在“一个项目换16个编剧”的荒诞现象。 大多数编剧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合同条款，在“定制剧”、“比稿”等模式下沦为资本的打工者。
程骏年曾在长文中写道：“我就像《繁花》里的小宁波，拼尽全力搭建舞台，却永远站不上聚光灯下。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底层创作者的心声。
当秦雯建议王家卫把程骏年开除时，王家卫的挽留理由让人心凉：“他便宜，用起来划算。 ”这种算计，与《繁花》剧中描写的上海人情味形成强烈反差。
录音风波后，秦雯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否认有关“《繁花》编剧署名不实、霸凌、辱骂他人”等指控。 但录音内容已经流传开来，难以挽回。
这场风波折射出影视圈长期存在的“新人搭框架、名人摘桃子”现象。 底层创作者的心血往往被忽视，而名利则流向已经成名的少数人。
就连圈内人也看不下去了。 编剧毛尖曾评论说：“《繁花》教会我们要尊重每个角色的命运，却忘了尊重创作者的命运。 ”这句话点破了问题的核心。
程骏年的公众号已经被封，但他写下的文字仍在流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朵花，只有给予它阳光、雨露和尊重，才能真正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
艺术的繁花再美，也不应生长在冷漠和剥削的土壤上。 当一部作品在艺术上追求极致的同时，却对创作者的基本权益视而不见，这种成功本身就带着难以抹去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