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个机会聊聊电影，否则就对不起平台给本号的定位了。当然，之前也讨论过电影，文后附有相关链接。
这次是个难得的机缘，参加了一个关于费穆及其电影的活动，活动中包括了观影和座谈。我在活动之前，翻阅了费穆的资料，还看了他的电影《小城之春》。
之前我对费穆和他的电影已经有些了解。毕竟我曾研究过中国近现代史，对此有一定的基础；做过电影放映员，和朋友们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再者，我一直爱看电影，关注电影。记得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费穆被授予了中国电影世纪奖导演奖。2017年，贾樟柯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还设立了一个“费穆荣誉奖”，今年6月，费穆的《小城之春》也入选了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当然，我也知道费穆的经历。1948年，他执导了《小城之春》，但票房惨淡。1949年，费穆去了香港，1951年突然因心脏病去世，年仅45岁。
一部1948年的电影，一位1951年去世的导演，竟然在几十年后突然大火，像如今的“流量暴涨”，这真是值得深思。
在座谈会上，主持人问我：“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对费穆和他的电影的理解，你会怎么说？”
我回答：“人性、诗性、神性。”
### 人性
人性是费穆电影中的一大亮点，几乎可以说是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的。在《小城之春》中，费穆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与当今那些充斥影院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今，大多数宏大叙事的作品，喜欢将深刻的主题和意义塞进影片里，谈得多深刻，人物却飘忽不定。批判现实主义成了话题标签，但却找不到真正的人性：像《哪吒2》里，陈塘关的百姓成了神仙打斗的背景，《长津湖》里的冰封生命成了宏大叙事的注脚，甚至《活着》也仅仅是对时代的描述。
而《小城之春》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却直击人心。
一些人试图在《小城之春》中找出抗战胜利后中国未来的迷茫，甚至通过逐句分析台词的象征意义来否定电影的人性，这种解读无疑是误读，也是对人性的惧怕。费穆和他电影中的人性，正是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反击，深入中国电影的核心。
### 诗性
“电影诗人”是对费穆电影最普遍且无争议的评价。费穆的电影自带诗性，这在《小城之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残破的城墙、颓废的院子、昏暗的房间，再加上五个人和一只鸡，这些简单的场景和人物布置，构成了诗意的意象。意象是诗的灵魂，有了它，才有意境，才有诗意。
费穆的诗性并非自由诗式的表达，而是那种枯藤老树昏鸦式的中国诗。中国的诗和画一向是相伴的，正如“诗情画意”所说。费穆电影中模糊的时代背景不仅是诗，也是画中的留白。他将电影拍成诗，将诗拍成画，这种融合实在罕见。也难怪费穆的电影现在又重新获得关注，它或许正是与当下中国电影的直白无趣形成了鲜明对比，提醒我们，只有中国化的电影才是未来的方向。
### 神性
神性，指的是费穆电影所展现出的非凡创作力。
费穆的神性表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上，无论是电影《生死恨》，不仅是中国的首部彩色片，也将外来电影与中国戏剧结合，其虚实结合的场景布置和拍摄手法，跨越时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手法在后来的《天仙配》《红楼梦》《朝阳沟》《三关排宴》以及多个样板戏中都得到了应用，费穆的神性依然在其中。
《小城之春》更是他神性创作的巅峰之作。影片中长镜头的运用、画面构图的讲究和自然、演员表演的自由空间，以及独特的画外音和剧情的契合，都极具开创性。在今天的中国电影中，这样的创新几乎见不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费穆对演员的选择与人物的刻画也极为精准。剧中五位人物，每一位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比如，张鸿梅饰演的小妹，第一次看到时就觉得她有些熟悉，后来才知道她曾在《南征北战》中饰演笑容灿烂的女民兵二曼。
### 总结
人性、诗性和神性这三个词，是我对费穆及其电影的理解。即便他离世已经83年，但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他，正是因为费穆和他的电影展现了这三种品质，这三性似乎正是今天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也许它们就是解决中国电影困境的良方。
向费穆和他的电影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