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几口人吗？”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回答，但长沙四胞胎的父亲蒋受廉，却在多次场合中“搞错”了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一个简单的事情，背后却暗藏着深刻的异象，而这种反常现象在蒋受廉身上屡见不鲜。如果说一切的反常背后都有原因，那我们就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捉妖”的一篇文章，逐步揭开其中的谜团。
2006年6月，41岁的谭超云在深圳生下了四胞胎，全是男孩。从这一刻起，这个家庭便成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蒋受廉，这位四胞胎的父亲，自孩子出生以来，便开始向外界诉说他们的困境。蒋受廉长得朴实无华，给人一种不会骗人的老实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简单的男人，却在四胞胎出生后的第二年，开始哭穷：“医药费和生活费已经让我们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务，我老婆亲手为孩子补鞋、剪发，但我们依旧坚持给孩子们买奶粉、鱼肝油等营养食品……”他说着自己家月收入仅3000元，但每月却要花费6000元，令人同情。
面对蒋受廉的求助，许多好心的市民纷纷伸出援手。深圳的一家公司决定免费为他们提供奶粉资助，深圳市曲艺家协会也每月资助2000元，甚至深圳的一个社区也接收了四胞胎，并为他们提供住宿和生活保障。市民们的热心帮助，让这个家庭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当孩子们接近上小学的年纪，市民们又帮忙为他们联系学校，最终，四胞胎被纳入了深圳市的“双免教育”政策中。正如俗话所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但蒋受廉似乎比大多数父亲更能轻松获得这些“奶水”。其他父母可能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而蒋受廉似乎只需要“哭穷”便能收获社会的帮助。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备受关注的“深圳四胞胎”，为何在临近高考时，却突然转移到长沙，变成了“长沙四胞胎”呢？深圳市政府和人民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多年支持，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年来积累的“流量”，远离深圳？答案或许要追溯到2016年一个引发争议的电视节目。当年，四胞胎已年满10岁，他们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一个免费的装修节目。节目期间，蒋受廉的大女儿蒋娜突然回到家，发现整个家居设计都以弟弟们的需求为中心，完全没有考虑到她的空间。面对这个现实，蒋娜忍不住问：“我的房间在哪里？”她希望能够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令人惊讶的是，父母竟然拿出了一张可折叠收起来的床，这才是她期待中的“设计”？这个小小细节，让观众们震惊不已，并引发了关于“重男轻女”问题的激烈讨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现代化思想早已让“重男轻女”的观念逐渐被摒弃，蒋家这一行为激起了不少深圳市民的反感和不满。
节目播出后，蒋家一度成了舆论的焦点。大家对他们的同情迅速转化为反感，因为人们发现，蒋受廉和谭超云之前一直声称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却在节目中意外揭露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失踪的二女儿。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大的疑问：这个家庭到底有多少成员？是否隐瞒了什么？通过仔细回顾早期的节目，还有人发现蒋超云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曾打掉过一对双胞胎女儿，原因是年龄偏大。然而，这番话引起了更多的怀疑，因为她生下四胞胎男孩时的年龄比怀双胞胎女儿时更大，似乎并不合逻辑。
通过这一系列的发现，网友们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蒋受廉一家很可能存在重男轻女的偏见，而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他们编造了很多不真实的故事。更令人震惊的是，蒋娜在微博上曾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自己被忽视的言论，表达了自己对父母偏爱男孩的不满。在这些微博中，她提到自己是姐姐，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关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出现在一次节目中，而弟弟们却频繁出镜。
蒋受廉的过去也被曝光，他曾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并在之后创办了几家公司。这一切与他所宣称的贫困形象相矛盾，让公众感到被欺骗。尽管蒋受廉在2017年发布声明，强调自己并非重男轻女，并解释说家里的确面临经济压力，但他的“真诚”解释并未能平息公众的不满。更糟糕的是，蒋受廉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极其恶劣的言论，侮辱先烈，甚至为日本侵略者辩护。这些言论引发了社会的愤怒，尤其是深圳的相关部门，感到非常震惊，并决定要求蒋一家尽快离开深圳。最终，蒋受廉一家离开深圳，回到了长沙，四胞胎也进入了长沙的中学。
然而，四胞胎的“流量”并未就此消失。2024年，四胞胎的高考成绩引发了新的关注。他们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总分都超过了600分，唯独最后一个离600分仅差一分。老大蒋云龙得了659分，老二蒋云啸608分，老三蒋云翰599分，老四蒋云霖661分，平均分高达632分。这一消息再次刷爆了网络，而蒋受廉一家也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过去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再次被翻出，引发了公众对他们的强烈讨论。网友们甚至呼吁，四胞胎应该“过政审”，但实际上，这样的政审对他们的大学入学并无实质性影响。虽然蒋受廉的过往可能会给四胞胎带来一些社会偏见，但他们的高考成绩显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受廉的经历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过度依赖他人支持所导致的责任感缺失。他的行为正好印证了人性中的自私本能：当一个人得到了太多，他反而会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无法满足的需求，会产生不满甚至怨恨。蒋受廉虽然承受了社会的种种好处，却从未心存感恩，而是不断要求更多，最终也失去了对社会的基本责任感。
这一现象不仅仅是蒋受廉个人的问题，更是对社会和政府在过度包揽中可能产生的隐患的警示。过度的扶持和包办可能造就了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而只有那些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资格真正去爱护和尊重自己的国家。这也许是我们应该从蒋受廉身上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