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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帮，是相互帮扶的帮，不是黑帮的帮。”
这句台词道破了南洋华人帮会的本质。
4月30日，《狮城山海》登陆央视八套次黄档，这部由郭靖宇监制兼编剧、巨兴茂执导，巍子、杨旭文领衔主演的南洋帮派热血传奇剧，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少被影视作品关注的南洋华人帮派史。
开始一直不知道，南洋华人还有这样的历史，直到看了剧去了解，才发现，我们对南洋的华人和故事，还是知之甚少。
南洋华人史，还得从清朝中后期说起。
那时国内战乱频仍、土地贫瘠，大量中国南方民众被迫踏上“下南洋”的艰辛之路。
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锡矿工人中，华人的死亡率高达40%。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存亡之际，华人帮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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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地区最著名的华人组织当属兰芳公司和义兴公司。
兰芳公司由广东客家人罗芳伯于1777年在婆罗洲创立。最鼎盛时期，它管理着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辖下人口接近400万。
义兴公司则更直接地源自天地会，在19世纪初于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兴起。
《狮城山海》中的“山海帮”，正是以这些真实历史上的华人帮会为蓝本塑造的。
剧中设定的山海帮内部有侠义堂、威远堂、风云堂、忠孝堂等不同堂口，每个堂口负责不同区域与职责，这与历史上帮会的组织架构极为相似。
虽然这些组织带有帮派色彩，但在殖民统治下，它们实际担负着庇护同胞、维护社区秩序、传承文化的重任。
历史上，义兴公司在柔佛捐款支持华文教育，参与创办了宽柔学校；兴建了多座庙宇，如柔佛古庙；还负责管理义山（华人公共墓地），解决了早期移民去世后无处安葬的困境。
《狮城山海》中的权力冲突，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反映。
剧中华人警察总长郑秋对山海帮的打压，山顶仔与山海帮的争斗，都反映了当时南洋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华人帮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南洋华人帮会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载体。
《狮城山海》则深入挖掘了这些精神内核。
首先是“义气”观念。
在传统华人文化中，“义”是核心价值之一。剧中程恢的老仆发叔为救刘振东不惜以身犯险，最终命丧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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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信听闻义父程恢面临险境，立刻提出愿意替他赴险。
刘振东为父报仇，不惜冒险绑架并杀死山顶仔老大巫阿楠。
这些情节折射出华人帮会崇尚的“以义为先”的核心价值。
历史上，华人帮会都有特定的入会仪式和严格的行为准则，强调成员间的兄弟情义与忠诚。
其次是自治自保的生存哲学。
华人帮会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组织形式，它在殖民统治下为华人提供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剧中山海帮设有多个堂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治系统。
程恢在讨论帮派未来时，提出要做正经生意，将山海帮改革成山海公司搞运输，这反映了华人帮会向商业组织转型的历史趋势。
历史上，华人帮会确实经历了这样的转型。早期的帮会更多依靠武力维持秩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帮会开始涉足商业活动。
再次是“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
尽管身在异国他乡，华人移民仍然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帮会组织通常会建立祠堂、学校，以传承中华文化。
剧中人物言行中充满着这种文化认同。
程恢和刘雄武等人尽管远走他乡，仍保持着中华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讲究忠义、重视家族、尊敬长辈、关心后代。
最后是“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
剧中程南屏与父亲程恢在理念上存在分歧，反映了当时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折射出华人帮会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转型挑战。
历史上，随着殖民地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推进，一些有远见的帮会领袖开始思考如何适应新时代，将帮会功能转向更为合法的社团组织或商业机构，这种转型体现了南洋华人的适应力和创新精神。
《狮城山海》通过对山海帮的刻画，不仅再现了南洋华人帮会的历史风貌，更深入挖掘了帮会文化背后的华人精神内涵。
这些精神构成了华人移民群体的精神支柱，支撑他们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并最终融入当地社会，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那些在南洋打拼的华人先辈们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狮城山海》的播出，无疑是对这段历史的最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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