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中的副政委袁农（原为主任）无疑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或许正因为演员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观众对袁农产生了不太喜欢的情绪。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曾任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和《特赦1959》中的贺春年，那个负责管理战犯的政委，长得极为相似。两人面容上的相似，让不少人忍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实上，这并不是历史人物与影视形象之间的相似，而是演员的巧妙演绎使得这两个角色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虽然贺春年是典型的正面人物，但袁农的立场却比较复杂。尤其是在《风筝》中的情节中，袁农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徐远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袁农当年曾是重庆地下党的核心人物之一，但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捕并叛变。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并未广为人知，但它揭示了袁农角色的复杂性。徐远举，当年负责抓捕并协助叛徒叛变的官员，他与袁农的关系注定了袁农不会只是简单的英雄式人物。
《风筝》中的袁农，曾是重庆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但有一个关键点一直未解——他是如何在敌军的重重包围、枪林弹雨与烈火焚烧之中幸存下来的。回顾历史，确实曾有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等地方逃脱过，但袁农的情节显然与他们不同。在剧中，袁农的战友们已倒在血泊之中，而当时的牢房早已变成一片火海，除非他在火焰爆发前被放出来，否则就根本不可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沈醉在他的回忆中提到，当年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和第二负责人，先后都被徐远举抓捕并叛变。他亲眼见过这些叛徒，并且对他们的背叛表示了深深的鄙视。在沈醉的回忆中提到，1948年4月初，地下党在重庆的一家书店被特务破获，任达哉等人被捕。任达哉叛变后出卖了重庆市委的许建业，许建业虽然遭受酷刑，但依然未屈服。然而，任达哉却迅速叛变，并供出了其他的地下党员，最终导致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严重破坏。
沈醉描述道，虽然当时徐远举与周养浩是保密局西南区的正副区长，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上并未能对地下党进行有效的打击。这一时期，沈醉已被调至云南，但他与毛人凤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未完全服从西南区的领导。尤其是徐远举与周养浩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了毛人凤的关注，最终使沈醉被召回重庆，调解两人之间的纷争。
沈醉的回忆中也提到了一些细节，表明徐远举和周养浩不仅在职权上争斗，还在个人权力斗争中互不相让。比如，周养浩不愿屈尊为副手，经常与徐远举发生冲突，甚至通过妻子向毛人凤反映，最终使得毛人凤在重庆成立了一个西南督察室，让周养浩担任主任。然而，督察室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发挥作用，沈醉甚至在多年后暗自嘲笑这个形式主义的机构。
在沈醉的回忆中，刘国定的叛变也被提及。当他与徐远举和周养浩见面时，刘国定已经穿上了蒋军中校的军装，尽管他显然对新身份还不太适应，但在与这些特务首脑会面时，他表现出了极端的奴颜婢膝。这一细节，让沈醉对刘国定产生了深刻的厌恶。与此对比，沈醉对江姐（江竹筠）的表现则极为钦佩，江姐视死如归的勇气让连徐远举这样的恶魔都不禁称赞她“好厉害”。
回顾这些历史细节，可以发现袁农的角色与刘国定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曾是重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但最终却背离了组织，走向了叛徒的道路。袁农在《风筝》中的形象，与刘国定在历史上的表现有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在他如何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生还这一情节上。
《风筝》中的袁农，尽管最终被描绘成自尽的结局，但他身上的疑点重重。根据沈醉的回忆和其他历史资料，袁农和刘国定的命运有着微妙的重叠，甚至可以推测，他的背叛与刘国定的历史原型不无关联。至于他何时开始叛变、叛变的动机何在，是否与毛人凤有所牵连，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深思。而《风筝》最终让袁农自尽，或许正是因为剧作方认为，如果让他活下去，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留下更多未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