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奥本海默》中，演员基里安·墨菲将角色奥本海默塑造成了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形象。他如同古代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种（原子弹），却被永无止境的舆论铁链捆绑在悬崖之上（听证会），每日承受秃鹰的啄食。导演诺兰以史诗般的手法拍摄了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物，展现出他在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通过电影，我们也看到奥本海默的悲剧有许多是自我造成的，他的一些决定加剧了美国科学界与政府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今天，白羽将带大家详细分析这段历史。
基里安·墨菲所饰演的奥本海默外形神似真实人物，他后脑勺大而突出，脖子纤细，走路时稍显外八字。尤其是那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带着一丝冷峻与清苦，仿佛映照出奥本海默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如电影中所呈现的，他的个性就像“两个极端的磁极”，时而冷静，时而激情四溢。
在诺兰的镜头下，奥本海默呈现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特质，充满了矛盾与缺陷。他既有着无法忽视的傲慢与野心，又能流露出深沉的慈悲与同情。既自闭内向，却又不乏奔放与激情，时而宽容他人，时而又对稍微的委屈感到无法忍受。
电影开头，奥本海默失眠，脑海中闪现出一些难以言喻的粒子与奇异的黑洞，仿佛进入了一个混乱不堪的精神世界。诺兰的镜头精准地捕捉了这种精神混乱，奥本海默在此时确实显得有些“精神分裂”，仿佛正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
实际上，历史中的奥本海默，早在1925年便开始在剑桥大学的研究中出现了精神与身体的失控。与杨振宁一样，他在理论研究上颇有天赋，但动手能力较差。由于经常无法集中精力，他在导师面前屡屡表现不佳，最终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甚至，他一度为了报复导师，把一只带毒的苹果放在了导师的课桌上（电影中的这颗青苹果确有其事）。
剑桥大学的领导为此与奥本海默进行了谈话，并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诊断结果表明，奥本海默正处于精神病的早期阶段，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继续待在剑桥，或许他会真的成为一名精神病患者，而原子弹是否能够按时研制出来也充满变数。
幸运的是，奥本海默前往德国，去了哥本哈根大学，在那里遇到了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马克斯·玻恩，及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和沃纳·海森堡。在这个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奥本海默的精神状况奇迹般地得到好转。
在哥本哈根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奥本海默仿佛重生。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发表了多篇物理学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在情感上找回了自信，遇见了前女友简·塔特洛克，并与她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情事。
回到美国后，奥本海默已成为物理学界的炙手可热人物。十所大学争相邀请他任教，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更是联合推选他为国家研究员。此时的奥本海默，已不再是那个迷失的年轻人，而是一位在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科学家。
电影中最震撼的一幕，是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观众听到的不是剧烈的爆炸声，而是奥本海默沉重的呼吸与心跳声，这一细节深刻地表现了科学家在研制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武器时所感受到的巨大负罪感与深深的自责。
然而，历史上，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科学家们最初并未感受到过多的负罪感，他们更多的是沉浸在科研的巨大成功中。直到美国对广岛与长崎实施原子弹攻击，科学家们才意识到自己创造的武器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后果，才开始推动反对原子武器的运动。
1946年2月，12位知名物理学家联合在《纽约时报》上发布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此时，大部分科学家支持对军方对原子能的控制进行限制，但奥本海默，作为原子弹研发项目的领导者，依然在多个场合坚持支持原子能的军事用途。
尤其在梅-约翰逊法案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建议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这一提议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提议将使军方完全控制原子能的生产与使用。奥本海默因此与自己曾经信任的科学家群体产生了深刻的裂痕，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已转变成一个“科学政治家”，并被军方和政府的幕后操控所左右。
随着这一局势的恶化，奥本海默极力劝说同事们继续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新一代核武器，但他没有成功。最终，连他自己也辞去了实验室主任的职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由于奥本海默在原子弹研发上的卓越贡献，美国政府聘请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顾问。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确保人类史上从未见过的和平，直到有人造出更大的炸弹。”这句电影中的台词，指的是氢弹的研发。电影中的科学家爱德华·泰勒，氢弹的“发明者”，早在1942年原子弹计划初期便提出了氢弹的可能性。尽管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与资源，也未能进入政府的视线。
泰勒曾是奥本海默的朋友和追随者，但由于奥本海默拒绝推动氢弹计划，两人关系破裂。在战争期间，泰勒一直渴望担任洛斯阿拉莫斯的“理论部主任”一职，却屡屡未能如愿。尤其在广岛事件后，奥本海默拒绝推动氢弹的态度令泰勒感到极度沮丧，逐渐对奥本海默产生了强烈的敌意。
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泰勒迅速采取行动，推动氢弹计划的实施。他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一个紧急计划，要求迅速研发氢弹，并得到了不少支持。然而，奥本海默和其他委员会成员的反对，最终导致这一计划未能得到采纳。
直到1950年，英国驻美大使馆发现间谍克劳斯·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情报的消息传来，冷战局势更加紧张。泰勒再次借机推进氢弹的研发，指责奥本海默站在反对阵营，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
如果奥本海默在战后能够专注学术而不涉足政治，或许他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但他却继续涉足了政治，特别是在拒绝氢弹研发后，失去了政府的信任。
1952年，奥本海默拒绝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主席，直接导致了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他仍然担任顾问职务，但此时的他，已彻底失去了对美国核机密的接触和影响力。
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氛围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奥本海默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苏联特工”，甚至在白宫召开特别战略会议时，讨论过奥本海默是否为苏联间谍的问题。
最终，在195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