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
影片的正式名称是 *Like A Rolling Stone*（2024），也有别名《婚姻往事》和《亲爱的妈妈》。故事发生在2025年，56岁的苏敏驾驶一辆白色大众车离开了家乡河南。她经过秦岭隧道，穿越云南的山路，将她的旅行体验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镜头中的她笑容灿烂，背景是绵延的山脉与陌生城市。这一幕感动了无数观众。一个中年女性♀️，放下家庭，孤身上路，浪漫与自由的意味溢于言表。
然而，《出走的决心》并非典型的公路片。导演尹丽川将视线聚焦在苏敏出走前的三十年。电影中的李红，由『咏梅』饰演，似乎生活在一个永无解脱的小空间里。原本计划好的旅行一再被拖延：从四川的同学会到疫情结束，再到等孙子上幼儿园，甚至等女儿找到新工作。
每个家庭的痛苦都是独特的，而导演将中国女性♀️可能遭遇的所有不幸浓缩进李红的生活中。丈夫的冷暴力、女儿的情感勒索、父亲的重男轻女、社会的无形压迫——这些情节看似可以深入探讨，但导演却将它们堆砌在一起，仿佛是一张漫长的苦难清单。
电影中的李红的丈夫，孙大勇，成了一个温和的恶人。他不家暴、不酗酒，却每天躺在沙发上，视妻子为理所当然的家庭劳工，连一句话“你连个汤都熬不好”也顺嘴说出。这种刻画虽然避免了极端化，却也显得过于刻意。
导演明确的意图是：影片的关注点不在“如何出走”，而是“为何出走”。通过细节的累积，影片展现了李红生活的逐渐崩塌。
不过，这部电影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为了激化冲突，导演将苏敏丈夫的暴力行为弱化成冷暴力，几乎所有矛盾都集中在李红身上。尽管苏敏的丈夫在现实中有过暴力行为，导演却选择淡化这一点，转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压迫感。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是制造对立感，使观众更容易代入情绪。
影片尖锐地批评了三代女性♀️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李红因为父亲的一句“女娃读什么大学”被迫辍学；到了2025年代，她已经是外婆，却仍被女儿要求继续带孩子。小雪看似是现代的独立女性♀️，憎恨父亲的专制，支持母亲离婚，但在自己失业后，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母亲继续当免费的保姆。当李红终于怒吼道“我和你一样也需要生活”时，小雪愣住了，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也在剥削母亲。
导演通过春秋笔法，将所有矛盾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尽管这样强化了戏剧性，却也简化了现实中的复杂性。这样的手法暴露出创作者的投机心理——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一个符号化的压迫者。当孙大勇催促妻子做饭时，他敲打厨房玻璃；当他把烟灰弹在桌子上时，观众早已被引导到既定的立场。这不仅仅是现实的浮现，更是刻意为之的“靶子”。
鲁迅在1923年提出过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个世纪后，《出走的决心》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影片宣传时，打着女性♀️觉醒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的核心不过是老套的爽文套路。受苦的母亲突然觉醒，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潇洒地上路。这种叙事方式，与短视频平台上的逆袭剧本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将“屌丝逆袭”替换成了“中年女性♀️出逃”。
电影的商业算计也很明显。苏敏的真实旅行充满了经济压力，她为了筹集路费做带货直播，结果被网友批为炒作，还和女儿一起背负贷款、买车。但电影却只留下了那些公路美景和『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忽略了经济压力和家庭的裂痕。这种选择性美化，更像是为了让观众获得心灵鸡汤，而不是忠实还原原型故事。毕竟，承认出走需要金钱、需要勇气，且可能面临亲情疏离等现实问题，远不如拍出放开油门，迎风自由的画面来得治愈。
影片结尾时，小雪突然醒悟，开始主动照顾孩子，这种突如其来的和解，暴露了创作者的胆怯。他们既想消费女性♀️的苦难，又不敢真正挑战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所谓的觉醒不过是安全区域内的行为艺术。谁不想去享受生活、放飞自我呢？这与性别无关，谁不喜欢消费呢？
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根本问题并非性别冲突，而是阶级矛盾。导演有意将矛盾转移到家庭内斗上，煽动社会的内部分裂，却忽视了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导演将李红的困境归咎于性别压迫，却对更加残酷的阶级现实视而不见。1980年代，李红因贫困辍学；到了2025年代，她靠三十年的积蓄才买得起一辆二手车。这些能够揭示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细节，却被匆匆带过，焦点转向了父权制。这种简化不仅幼稚，还可能误导观众。现实中，更多像李红一样的女性♀️，困于流水线、外卖站、育儿嫂等底层岗位。她们不仅想逃离，却根本没有能力走。房贷、学费、老人医药费像铁链一样将她们困住。当导演让李红面对雪山张开双臂时，那些在城中村出租屋中挣扎的女人们，却成了被遗忘的背景。
如果导演将其拍成公路片，用正面事例去呈现，我或许会欣赏。但如今这种直接的攻击性手法，让我感到不适。《出走的决心》令人不快之处在于，它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情绪消费。导演深知现代年轻人面临的痛点，诸如原生家庭创伤、职场歧视、育儿压力等，于是李红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情绪容器，观众可以把自己的不满投射其中。然而，这种愤怒显得廉价。影片回避了真正的权力结构，把矛盾放大至家庭冲突中。母女争执、妻子与丈夫冷战，这些私人领域的矛盾被扩大成社会议题，而真正的剥削者却消失在了视野之外。当观众为李红的觉醒鼓掌时，或许应该反思：是什么让996成为常态？是谁让教育、医疗、住房变成沉重的负担？又是谁压低了家政工人的工资？
将这些问题简化为性别战争，无异于对癌症患者只贴上创可贴🩹。当小雪指责母亲自私时，镜头没有浮现她自己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的996日常；当李红最终驾车离开时，影片避开了中老年女性♀️再就业的艰难。这种片面的叙事本质上与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消费主义话术如出一辙。它给予了情绪释放，却拒绝面对真正的社会问题。
更具讽刺性的是，电影本身正复制它所批判的逻辑。通过全女性♀️制作团队的营销噱头、『社交媒体』话题营销、以及『咏梅』影后级演技的宣传，影片利用女权概念吸引观众，却忘记了苏敏在带货直播时的尴尬笑容。想通过消费女性♀️苦难来赚钱的人很坏，而如此赤裸裸地割韭菜的人，则显得愚蠢。
电影结尾，李红在公路上大笑的画面看似完美无瑕，实则虚假。这种自由的画面揭示了创作者的傲慢。他们以为女性♀️只需要一场随时可以出发的旅行，却忽视了成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