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颜》这部剧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在第5集，俞亦秀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焚烧了房契，将自己的财富分发给了贫困的百姓，同时也将当铺的花红交给了郭旅长和熊司令。这一系列行为，是他对自己进行的深刻革命。
俞亦秀决定分割自己的财产，尝试进行自我革新。然而，这样的举动是否可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不仅动摇了郭旅长和熊司令两位地方军阀的利益，也触碰了他们的底线。很快，俞亦秀和徐天就被郭旅长的小舅子——郭副官抓捕了。此时，马天放作为特派员，依然采取长线钓大鱼的策略，试图顺藤摸瓜，最终捉拿上海的地下党。因此，俞亦秀和徐天暂时保住了性命。
然而，郭旅长通过武力扶植了吴达，令他成为俞姓头人的继任者。吴达此人，成为了郭旅长他们的白手套🧤，专门替他们搜刮民财。其实，郭旅长和熊司令并不乐见吴达登上头人之位，“二爷”和“六爷”心中并不情愿。但即使如此，俞亦秀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带走汽车，不惜忍辱求和，甚至连吴达的亲信“十七”也忍不住为俞亦秀感到不平。这一切的背后，吴达已经身处火山口。若非马天放顾忌郭旅长的面子，吴达恐怕早就成了马天放的刀下鬼。
吴达得以继位，依靠郭旅长的枪杆子支持，开始了日益猖獗的民财搜刮。随着他权力的膨胀，对手下的压榨和对百姓的剥削愈发残酷。而那些跟随吴达的狗腿子，只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渐渐地，“二爷”和“六爷”以及当地的贫苦百姓，开始更加怀念俞亦秀，渴望他能够回到闽西，带领大家抵抗郭旅长和熊司令的暴政，最好是能将吴达这一恶狗除掉。
然而，哪怕俞亦秀回到故乡，整合起俞姓三寨的武装力量，也未必能够击败郭旅长和熊司令。毕竟，从力量对比上来看，双方差距过于悬殊。如果俞亦秀想要实现公平，只能依赖红区、红军以及被压迫的贫民。除了这些力量，谁也不能成为他可信赖的盟友。俞亦秀若不走红军这条道路，他便别无选择。
说到俞亦秀的这一举动，其实历史上有一位人物的经历和他颇为相似，那便是傅柏翠。1896年，傅柏翠出生在上杭县蛟洋村，他的家庭在当时的闽西地区是大地主，每年收租米谷四千担。1914年，傅柏翠远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自从留学日本起，傅柏翠便坚定地信仰新村主义。1919年，受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启发，他曾邀集一二十个朋友回到家乡上杭，尝试开展新村实验，虽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得到支持，但傅柏翠并未放弃。
到了1928年春，傅柏翠开始在蛟洋村进行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成为地方改革的先锋。他首先打开自家的粮仓退租，迫使其他地主也不得不跟随。傅柏翠的举动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驻福建上杭的国军郭凤鸣旅奉命讨伐蛟洋村，傅柏翠率领百姓发起了“蛟洋暴动”。尽管在与国军的战斗中失败，傅柏翠还是避入了山区进行游击。随着红军的到来，闽西成为了苏区的一部分，傅柏翠也逐渐转型成为红军指挥员。然而，最终他脱离了红军，回到家乡搞起了地方自治，直到1949年起义。
俞亦秀这个角色，确实有些傅柏翠的影子。虽然两者的经历有所不同，但相似之处不容忽视。经过艺术加工，剧中的俞亦秀被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具备着时代读书人的情怀，虽然偏执但重承诺守信用，是一个典型的闽西俞姓头人。
在第8集的情节中，俞亦秀为了履行承诺，以生命为赌注，参与金银汇的轮盘赌。他明知第三枪必定会响，却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愿赴死。这个决定，源于他对世界的失望——他目睹了太多的不公和腐化，深感无力。俞亦秀死后，便成了人们心中无法忘怀的英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千万里，醉梦一场。”这是对俞亦秀的最佳写照。在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俞亦秀用自己的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是忠诚与牺牲，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